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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知常:物质该退场了,爱、美和信仰的时代即将来临

价值线 2021-10-16 07:11:11

来源  | 半城(ID:banchengdushu)

编辑  | 价值线 宁宁



永慕庐论坛半城大话——潘知常

时长:34:01分


月十七日,潘知常教授在永慕庐发表了题为【到信仰之路——关于中国文化的“信仰困局”】的主题演讲,他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以下是在朋友圈广为流传的此次演讲中潘知常教授的经典语录。

1. 物质该退场了,爱、美和信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

2. 前三十年国家追求GDP、个人追求、财务自由,后三十年中国要建立重塑文化,建立信仰,个人要寻找诗歌和远方。

3. 优雅讲究的女生,必须有家世有家学,母亲不世故。

4. 一个互害的社会,人人不安,只能靠长城、铁门和防盗网。

5. 我们可以拒绝宗教,但不能拒绝宗教精神;我们可以拒绝信教,但不能拒绝信仰;我们可以拒绝神,但不能拒绝神性。

6. 自由是不可让渡的,没有西方和东方的区别也不要主义之争,人类社会就两种: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。

7. 从封闭到开放,从奴役到自由,从特权到正义,这就是文明的进程。


潘知常教授在永慕庐讲演现场



潘知常:物质该退场了,爱、美和信仰的时代即将来临

半城编辑部

近一百年中,中国在享受后发劣势。因为中国的“五四”做对了两件事——引进了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,却延误了一件事——没有引进信仰。从表面看,西方的现代进程是借助于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这一精神杠杆撬动了地球,但那只是因为这个精神杠杆太长,以至人们只看到了它触及地球的一端,但是却忽视了在遥不可见的手柄另一端,赫然铭刻着“信仰”二字!

二十世纪初,蔡元培提出“以美育代宗教”,陈独秀提出“以科学代宗教”,梁漱溟提出“以伦理代宗教”,冯友兰提出“以哲学代宗教”,孙中山提出“以主义代宗教”(以意识形态代宗教,以革命代宗教)。他们给中国选择的路都含“代宗教”三字,最后成功的是“以主义代宗教”。梁漱溟先生说:“主义加团体,也就是以主义代宗教和以团体新生活取代伦理旧组织,是百年中国所完成的两件大事。宗教问题,是中西文化的分界线。”

正如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的铭文所言:“我看到昨天,我知道明天。”要看到中国的未来,就要知道世界和中国的昨天。


讲演现场


01

我知道世界的昨天

《全球通史》从长镜头的角度观察变幻莫测的人类历史,发现十七世纪以来,世界地图急剧变化:大清帝国的GDP一度领先于全世界,后来却一蹶不振;俄罗斯帝国曾经不可一世,最终难逃覆灭命运;横空出世的前苏联,现在却灰飞烟灭;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,曾经雄霸欧亚非,如今却踪迹全无;英国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岛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不列颠大帝国,又在二十世纪缩回本国沦为二流强国;美国后排末座的身份,却并未影响到它后来者居上,至今仍是全世界的带头大哥;德国、日本一度成为二十世纪的法西斯匪徒,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罪行,后来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;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亚非那些前殖民地国家,它们左拼右突,却还大多没有走出贫困的泥沼。

在历史学界,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节点。《全球通史》提到,在1500年,如果有一位火星观察者,一定会认为穆斯林帝国胜,或者起码是中国胜。但是,最后却是欧洲胜出。

这一幕幕兴衰沉浮的背后,究竟存在着怎么样的规律?

很长时间内,我们把这都泛泛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“民主政治”或者“市场经济”。然而,现在回头来看,在这些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“什么”起来的东西,而且,也正是这个先“什么”起来的东西,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终将衰落。

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认为,西方后来者居上的原因是航海大发现,而航海大发现的动机是传教。探险者到了文明不开化的地区都会先说:“我是基督徒某某”。西方现代社会崛起的共同特征就在于:这些国家与民族往往都是“先基督教起来”的国家与民族。

遗憾的是,我们在谈及西方的现代化问题时,往往以欧洲来代替现代化意义上的“西方”,而没有考虑到是否已经“先基督教起来”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事实上,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意义上的“西方”,只是地域上很小的三个国家,荷兰(革新教、自由新教和路德教等新教派别)、英国、美国。荷兰、英国是第一代的西方,第二代的西方则是在英国影响之下的美国。而在它们背后支撑着的,都是基督教。至于其它的欧洲国家,例如法国与意大利,甚至俄罗斯,在他们背后支撑着的都不是基督教(法国稍微复杂一些),因此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第一阵容。显然,并不是任何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先驱,而仅仅是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先驱。

“欧洲的奇迹”:

第一代帝国:英国、荷兰(人口仅仅占2%,却战胜并影响了98%的人口)

第二代帝国:美国(80%农业人口,南北战争后25年,1890年就成为第一工业大国)

第三代帝国:亚洲四小龙(新加坡、香港受英美影响,台湾、韩国受日本影响)

所谓的西方,其实就是客观化、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。所谓“西方”,在本质上也就是基督教的西方。

历史的铁律就是这样无情!“先基督教起来”的英国,在鼎盛时期号称“日不落帝国”,在西方影响了美国,在东方影响了日本。后来的所谓“亚洲四小龙”,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响,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辐射,总之都是跟“先基督教起来”有关。可见,真正影响了世界的,也是“先基督教起来”的国家。


潘知常教授在讲演现场

02

我知道中国的昨天


与公元1500年以后的西方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中华古老帝国的逐渐衰落。公元1500年以后,西方国家全面赶超了中国。我们看到,1830年,欧洲的GDP全面赶超中国,1865年,英国一国的GDP也赶超了中国,到了1900年,美国不仅仅赶超了中国,而且赶超了英国。


这五百年,中国从过去的领先变为落后,最后,更远远地被甩在了世界的身后。

在中国,确实出现过所谓的崛起,但是,其结果却每每一“蹶”不振;在中国,也出现过“盛世”,但是更多的却是改朝换代、家破人亡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写的“话说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,不是世界规律,是中国特点。中国的历史好看,就是因为在“分合”上做足了文章;国家无进步,也是因为只在这里做文章。中国的历史现场,就是一个巨大的“拆迁”工地。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修了长城、唯一输了游牧民族的国家,却没有属于自己精神的万里长城。在这个互害的社会,人人不安,只能靠长城、铁门和防盗网。

中国是瓷器之国。瓷器的硬度不比钢铁差,但其分子结构能力差,因而很“脆”。《绿野仙踪》中有一个“脆弱的瓷器之城”,多萝西感叹,“它们实在太脆弱了”。没有爱的中国,就是一个脆弱之国。《红楼梦》告诉我们:爱不是万能的,没有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曹雪芹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爱起来。

在原始儒家,“上帝死了”;在原始儒家之后,中华民族的“生命共同体”死了,没有力量去限制专制君主与人性。中国文化失败了,但我们现在去反思它的失败,是为了再给我们的文明一次机会。

“轴心时代”(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):走出“得乐园”进入“失乐园”的过程

西方:有信仰的进入;断裂性的进入

神问、信仰维度之问、忧生之问、爱之问、终极关怀之问

中国:无信仰的进入;连续性的进入

人问、现实维度之问、忧世之问、仁爱之问、现实关怀之问

中国的真正问题在于:真正的信仰在中国从来就没有,没有达到自由宗教的原因是不需要。不但宗教没有到位,中国的哲学与美学也没有到位,没有成为“无神的信仰”,例如禅宗。因此,在中国始终没有去鼓励一部分人先“信仰”起来,即先“自由”起来、先去关注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尊严与权利起来。终极关怀,所谓对于自由的关怀,在中国也就始终都是缺席的。

“实用宗教”:

中国是“祭神如神在”,“圣人以神道设教”。

中国的宗教是“吃教”。(鲁迅)

中国没有时间、没有历史。(黑格尔)

伪信仰,以现实关怀(忠、孝、节、义、廉、耻、恕仁之类具体道德标准)来僭代终极关怀。

梁武帝萧衍、清顺治帝都因为佛而酿成政治悲剧,说明佛教与政治无正效应。


信仰当然不是万能的。但是在中国,没有信仰却又是万万不能的。


03

我看见中国的未来

让一部分人先“什么”起来,涉及到的是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。先信仰起来,则是公元1500年以来东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个共同规律。在叙述了史实之后,就有必要回答: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先信仰起来?

斯特伦认为,宗教是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。所谓根本转换,是指人们从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(罪过、无知)中,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的层次上,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。这种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。

宗教实际催生了两个东西,一个是在教会形态下的由神职人员构成的宗教,一个是没有教会也没有神职人员的宗教精神。我们可以拒绝宗教,但是不能拒绝宗教精神;我们可以拒绝信教,但是不能拒绝信仰;我们可以拒绝神,但是不能拒绝神性。

基督教得以成功的内在奥秘在于,它是“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”,它成功地禀赋了“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”,而它所实现的,则是“根本转换”与“领悟无限”。我们可以拒绝基督教,但是,我们无法拒绝“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”,无法拒绝“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”,无法拒绝“根本转换”与“领悟无限”。

在无神的时代,从“有神”的信仰到“无神”的信仰,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转换。

何谓“信仰”?信仰是终极关怀,是对于自由的关怀。信仰高于宗教,宗教只是信仰的载体。马克思说:“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。”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尊严、权利,过去是借助上帝来变相呵护的,现在可以直接由人自己来出面呵护。

宗教并不永恒,但是,信仰永恒。

我们不应该区分东方与西方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,而应该去区分自由与安全、文明与野蛮。自由是不可让渡的,没有西方和东方的区别也不要主义之争,人类社会就两种——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。从封闭到开放,从奴役到自由,从特权到正义,这就是文明的进程。

当今之世,总结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血的教训,最基本的当务之急有二:第一,权力困局。必须找到一条道路,以便成功地把“权力”这只野兽关进牢笼;第二,人性困局。必须找到一条道路,以便成功地把“人性”这只野兽关进牢笼。对于前者,我们只能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来渐进地逼近目标;对于后者,我们则只能通过建构信仰的终极关怀来渐进地逼近目标。

中华民族的到信仰之路,也就是到自由之路。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尊严、权利,在中国应该成为立国之本、民族之根。

前三十年国家追求GDP、个人追求、财务自由,后三十年中国要建立重塑文化,建立信仰,个人要寻找诗歌和远方。

生当这个时代,吾生有事!物质该退场了,爱、美和信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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